他从布帘的缝隙里往外看，红宝石不在家，短袜也不在家。电视开着，购物频道在卖一款营养液，他把布帘拉开，走进客厅。

  红宝石的房间门关着，他知道她的钱放在哪里，梳妆台第二个抽屉，一个红色的铁盒，上面印着牡丹花，没有锁。

  他拉开抽屉，铁盒在梳妆台最里面，压在一条丝巾下面。里面有一些现金，纸币和硬币混在一起。他没有数，把整卷的大额钞票拿出来塞进口袋，想了想，把剩下的零钱放回去，合上铁盒，放回丝巾下面，关上抽屉。

  短袜的存钱罐是一只陶瓷小猪，粉色的，放在电视机旁边，肚子鼓鼓的。他把小猪拿起来摇了摇，硬币在里面哗啦哗啦响，从底部把塞子拔出来，几分几角的硬币落在他的手心里，沉甸甸的，一把抓不完他又倒了一把。

  他把塞子塞回去，把小猪放回电视机旁边，面朝电视，和原来一样。电视里那个主持人还在举着营养液，他把钱塞进口袋，和红宝石的钱叠在一起。走回布帘后面，把背包背上，拉链拉好。

  他从小房间里出来，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上，没有回头。

  雨小了一些。他走在巷子里，踩过烂泥，踩过积水，鞋底啪嗒啪嗒地响。

  他没有打伞，雨水打在头发上，顺着脸往下流。那撮被虎掌带着剪的碎发贴在额头上，他拨了一下又垂下来。

  北方小城的火车站很旧，候车室的灯管坏了一半，剩下的还在闪。长鞭站在售票窗口排队，前面有几个人，扛着蛇皮袋，操着外地口音。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些钱，纸币被雨水浸湿了，软塌塌的叠在一起。他把钱一张一张分开铺在窗台上晾了一会儿，售票员隔着玻璃看了他一眼，

  “去哪里？”

  “南方。”

  售票员皱了皱眉，“哪个城市？”

  长鞭说不上来，他没上过地理课，不知道南方的城市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在很南很南的地方，有海，有雨，有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到南边去的，最远的，便宜的车。”

  他把那些湿漉漉的钱从窗口塞进去，售票员接过去数了数。

  “不够。”

  长鞭咬了咬牙，在背包的内袋里掏出几张钞票，那是虎掌从家里偷出来的。

  售票员接过来，从一沓车票里抽出一张，连同找零一起推出来。

  长鞭拿起车票看了一眼，上面印着一个他没听过的地名，鹅城。

  发车时间凌晨一点四十分，硬座，他把车票攥在手心里，攥得皱巴巴的。

  候车室的长椅上坐满了人。他在角落里找到一个空位坐下来，把背包抱在怀里。候车室的钟挂在墙上，指针走得很慢，秒针一下一下地跳，跳一下他的心跳一下。

  他盯着那面钟，第一次希望时间过得慢一些。

  凌晨一点四十分，检票口的灯亮了，他站起来跟着人群往前走。验票闸机的红灯变成绿灯，他穿过去，走过地下通道，脚下是湿的水泥地，空气里有尿骚味和消毒水混在一起。

  过道里全是人，行李架上的包摞了两层，没有空位。他挤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把背包放在脚边，靠着铁皮壁板蹲下来。

  铁皮是凉的，贴着他的后背，凉意透过薄薄的衬衫渗进皮肤里。

  汽笛响了，火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然后慢慢地、几乎看不见速度地开始往前移动。

  窗外的站台在后退，灯光在后退，这个城市在后退。长鞭看着窗外，那个灰蒙蒙的、湿漉漉的、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正在一点一点变小，变成一小块灰白色的影子，变成一条线，变成一个点，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他把脸埋进膝盖里。铁皮壁板在身后嗡嗡地震，车轮碾过铁轨，哐当，哐当，哐当。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第三天的清晨。长鞭从车厢连接处站起来，腿麻了，站不稳，扶着壁板站了一会儿。背包抱在怀里，拉链开了，里面的东西少了一些，不知道是在哪里挤掉的，他没有检查，也没有找。

  鹅城。

  站台上的天是灰白色的，空气又闷又湿，像一块湿毛巾捂在脸上。

  长鞭走出站台，站在广场上，广场很大，比他见过的任何广场都大。人很多，拖着行李、背着蛇皮袋、抱着小孩、打着电话，没有人看他。

  他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车票，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他走到广场边上的电话亭，从口袋里摸出几个硬币。站在电话前面，拨了虎掌的号码。

  那是虎掌走之前留给他的，他没有记在纸上，他记在脑子里了，背了很多遍，怕自己忘了。

  电话响了几声，接了。

  “喂？”

  虎掌有些沙哑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像是刚睡醒，又像是一夜没睡。

  “长鞭？”

  虎掌叫他的名字。

  长鞭握着话筒，听见虎掌在那头叹了口气。

  “你在哪？”虎掌问。

  长鞭抬起头看着广场上那片灰白色的天，远处的建筑，远处的山，远处的他不知道名字的东西。

  “鹅城。”他说。

  虎掌沉默了几秒。“你等着。”

  电话挂了，长鞭把话筒放回去，硬币掉出来，他没有捡。他蹲在电话亭旁边，抱着背包，等。

  手机是后来虎掌给他的。长鞭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到鹅城之后的那段日子像被雨水泡过一样，模糊的，连不成线。

  他只记得虎掌来找他了，找到他住的那间十块钱一晚的旅社，推开门，把一部诺基亚扔在床上。

  “拿着，有什么事打电话。”

  长鞭拿起那部手机，深蓝色的外壳，屏幕很小，按键是橡胶的，按下去会回弹。他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电池盖上贴着一张标签，写着一些数字和字母，他看不懂。

  “这多少钱？”

  虎掌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在旅社的床沿上坐下来，床板吱呀一声。

  “壮骨也出了一点，他说让你别死在外面，这还有一点钱，足够支撑到你找工作。”

  长鞭把手机攥在手里，屏幕上还贴着出厂时的保护膜，有一角翘起来了，他用指甲按了按把它贴回去。

  虎掌把那根烟抽完了，烟头按灭在床头柜上。旅社没有烟灰缸，床头柜上已经有几个焦黑色的圆印了，不知道是谁留下的。

  “我走了，你……好好活着。”

  门关上了，长鞭坐在旅社的床上，把手机翻来覆去地看。电话簿里存了一个号码，写着“虎掌”，没有存壮骨的，也许虎掌帮他存了，也许没有。

  他按了一下拨出键，那个号码亮了，他没有拨出去。

  这是他来南方之后第一次住进一间不漏水的屋子，虽然是旅社，虽然只能住几天，但这间屋子不漏水。

  他盯着天花板，听着窗外的雨声，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不一样，但它敲在铁皮上的声音是一样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他从背包最底层翻出那本被泡过的语文课本，翻到某一页，上面写着一个地名，墨水已经晕开了，看不清了。

  但他知道那两个字是什么，他写过很多遍，在那个北方小城的教室里，他写过很多遍。

  鹅城。

  他闭上眼睛，不知道明天醒来之后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