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发表了一篇名为《弗兰肯斯坦》的哥特式小说，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幻小说之一，探讨了科学伦理、人性、创造与毁灭的主题。故事讲述年轻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通过拼接尸体碎片和电击技术创造了一个“人造生命”，却因恐惧而抛弃了自己的造物，最终引发一系列悲剧。

  尽管21世纪的大众文化中常将维克多创造的人造生命体误称为“弗兰肯斯坦”，但严格来说，“弗兰肯斯坦”是科学家的姓氏，而怪物在小说中从未被赋予名字，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将二者合二为一。小说中的怪物因外貌丑陋被社会排斥，逐渐变得愤怒并报复创造者，这一形象成为“文化失控”和“造物反噬创造者”的文化象征。

  在德川信义看来，东京就是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这种怪异感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东京所独有的，而是从大正时期、甚至更早的江户时代为起源。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立幕府，江户成为日本实际的政治中心，最初这里是一片湿地和农田，但通过填海和河道整治，逐渐发展为要塞城市。以江户城为中心，城市自发形成了放射状的道路网，武士、商人和手工业者按阶级分区域居住，城下町布局开始注重防御功能，护城河和丘陵地形被充分利用。然而随着日本的经济发展，18世纪江户人口超过100万，成为了世界最大城市之一，但木结构建筑密集导致火灾频发，如1657年发生的“明历大火”，一次性就夺走了10万人的性命，以及500多家大名宅邸、700多家旗本宅邸、300座寺庙和400多个市镇。可以说在这个时候的东京，是野蛮生长、只顾名门望族、毫无规划的代表。

  直到1868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改名“东京”，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后，这一现象才稍微有所改善。彼时西方建筑技术和城市规划理念被引入，使得东京初具现代化模样，可之后的关东大地震摧毁了东京三分之二的建筑，而地震后，后藤新平主导的“帝都复兴计划”提出的新规划方式，也在世界大战时的东京大轰炸中被摧毁。不过说到底，炸弹和火焰或许可以摧毁房屋和建筑，却无法摧毁东京的内在。

  对于日本这样的一个东亚的金融中心，为什么会出现了在经济危机之后，财阀掌握了全日本财富的主要比例，且财阀投资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能成为经济增长点？这是源于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于日本经济的控制和对社会整体氛围的全方位掌控，这个时候的日本政府不再聚焦于各个地方和基层的民选代表，不再聚焦于日本的自发性组织，而是美国本身，即所谓权力永远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因此在战后乃至于今年21世纪的日本，出现了一个日本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现状，即产生了一个排除了传统贵族、军部、大藏省、皇室和幕府将军，由政府雇员主导的公务员专政时期。

  日本历史上的政治体制，一直效仿中国的封建王朝，主张强中央、弱地方为代表的体制模式，同时日本的所有政策是以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为主，即政府需要去承担某种类似守夜人的职责，做大蛋糕以及提供基本的社会治安。在这些历史中，政府一直在军事上、在殖民上、以及各个方向的社会治理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可在美国人来了后，这一切反了过来，他们采取了一个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媾和的管理方式，具体到实例上，就是游走于国会之间的各大财阀，以及以“八大家”为代表的日本奥术师协会。

  许多人在经历了泡沫时期的大繁荣，总会认为更加繁华的大阪、京都、名古屋是日本经济的枢纽，以致于当时有人提出了日本应该迁都到大阪的疯狂言论——事实上，无论经济再如何繁荣，大阪、京都永远都是东京的跟班。

  这么说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在战后的重建中，没有人会预料到后面的经济繁荣，因此在城市规划时，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规划过类似CBD这样集中的购物广场，因此诸如丸之内、大手町、六本木新城这样的商业中心是在当时可以算是“郊区”的地方建立。第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东京的政府雇员们并不居住在政治中心千代田区，而是居住在其周围的各个区域中，他们需要开车进入千代田区上班，那么就会产生整个日本排名前三的早高峰拥堵程度，毕竟他们居住的地方绝大多数都距离这里有起码30分钟的路程，但他们需要开车进入一个在19世纪规划形成的一个老式的城市当中。

  前面提到的后藤新平卸任东京府知事后，松田道之接过了他的权利，于1880年发布了《东京中央区划分问题》的文件，第二次开启了东京城市规划的讨论，希望通过此计划将东京规划成一个类似欧洲城市一样的地方，他给明治天皇提供了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斯特拉斯堡、巴黎、米兰等地方的城市地图，并以其为蓝本，规划了国会大厦的位置、纵横相交的马路，以及大量的斜向大道。这些斜向的大道以不同的角度出现，呈现出一种放射性的方式，从各个政府部门所在地延伸向远方，而每个政府部门的所在地都会设置环岛，即需要这样的斜向交通让人快速从一个街区快速跨到另外一个街区，明治天皇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以适应日本现代化所需求的官僚效率。

  从上述角度不难看出，东京应该是一个高度去街区化的城市，但是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东京反而成为了日本社会中街区意识、街区分化最为明显的地方；这并不是松田道之在规划中运用了错误的理念，而是他忽视了东京曾经作为倒幕运动中，全日本最为要塞化的城市所带来的后遗症。彼时的东京作为要塞城市的目的是抵御倒幕派的进攻，因此需要城墙，哪怕在鸟羽伏见之战之后，东京无血开城，用于防御的城墙被拆除，城市也因此留下非常宽阔的大道，比如江户城天守阁、大手门、二重桥等，这些地方构成了东京“旧城”和“新城”的边界。也正因此，初到东京的游客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富人区诸如港区、涩谷区、世田谷区、千代田区等都在东京的左侧；而低收入区足立区、葛饰区、江户川区等基本都在右侧。

  对脱亚入欧有着深刻执念的福泽谕吉是这么评价当时的东京：这一时期的东京蕴含了某种试图去展现明治维新后，新帝国首都的欧式风范，蕴含了某种打破街区制、打破阶级的“法国大革命”式理想，它同时曾经被高度要塞化，因此形成了高度的分裂、隔离状态。

  上面这句话用21世纪的词汇来总结，那就是“折叠”的状态，对于初来乍到的游客们来说，他们只关心两个问题，即相比起关西地区的暴力，关东地区老龄化导致的基建失修，东京的社会治安和基础设施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旅游体验。对于前者，东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素有“最繁忙十字路口”之称的涩谷十字路口，每天都有来自日本各个地方乃至于说其他国家的游客、黑道干部、上班族、学生，偶尔也会看到一些流浪汉，这些人群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之间不会相互打扰，而是选择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对于后者，作为建设了全亚洲第一条地铁的城市，东京的公共交通向来非常准时，同时也保持着非常高的发车频率；此外在马路上也很少看到垃圾，这和日本的其他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不用担心在地铁站被人推下去，在公交车站不用担心被人袭击，看起来，东京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但那也只是看起来，根据日本警察厅发布的2009年日本统计年鉴，日本各个地区的犯罪率呈整体下降趋势，可东京却在其中显得出类拔萃，盗窃案件、黑道火并、电信诈骗层出不穷，但人们却看不见这些犯罪——这并不是因为白天特别祥和、晚上游客们都回酒店了因此开启了“百鬼夜行”，而是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和游客看不到的地方。

  以千代田区为中心，向北便是足立区、上野区等被认为是东京较“脏乱差”的地区之一，这里人口密集，基础设施老化，环境卫生问题较为突出；往西，则是池袋区、新宿区、涩谷区等犯罪频发的地方。可上述问题反映在旅游业上，这些地方的游客却络绎不绝，这是因为东京所展现出来的对于游客的安静和友好，仅限于东京警视厅所能管理过来的地方，也就是以东京警视厅为基点，向北至护国寺、向南到多摩川为止。

  在这样的一个类似被虫子啃过的芭蕉叶形状的区域是绝大多数政府雇员的所居住地，除去这些之外的地方的安全性，实际上是由这个地区或者这个街区生活的收入决定；换句通俗易懂的话说，即凡是高收入、中产人士居中的地方就越安全，越是中低收入聚居的地方就越危险。乃至于在泡沫经济蓬勃发展，整个日本蒸蒸日上，东京作为全世界直接享受美国带来的天量财富，变得心悦诚服的时期，反而是各路黑道力量最为猖獗的时期。在千代田、港区人们可以看到资深政府顾问、国会议员、政治掮客和公司顾问会在街边的屋台聚餐，而距离这些屋台几百米的位置，每年都会发生凶杀案。

  想到这里，德川信义就会从内心深处发出那个灵魂拷问：日本的首都究竟是为首都人服务的，还是为这个首都所在的城市的市民所服务的？在中国留学的时期，德川信义学到了一个词，叫做“老炮儿”，它泛指中国在改革开放年代北京南城所居住的一群人，这群人基本的生活状态是“混不吝”，即不管你的阶级、地位、身份、财富，我绝对不会高看任何人一眼，因为在这群人认为我在人格上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这倒是有些和日本现在“无敌的人”有些相似之处。“老炮儿”出现在改革开放，“无敌的人”出现在泡沫经济破灭，这两批人竟不约而同产生了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作为首都所在地区的普通人，对于首都的行政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反感和厌恶。

  不幸的是，东京这样一个由行政力量所主导的这样一个首都，以及希望打破街区带来的影响的规划方式，使得这群人不会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的街区，而是会选择往发达的地方聚集，所产生的结果便是东京最繁华的地方，反而是最乱的地方。“无敌的人”的戾气无处发泄，他们不光会在商业中心展开犯罪活动，也会在自己的街区进行用无休止的街区战争，具体表现为东京成百上千个黑道组织每时每刻都在相互争夺地盘——这才是东京的全部面貌。

  如果一个游客，试图利用松田道之所留下的跨街区快速马路交通系统，就会发现每隔几百米，整个城市的面貌会突然发生变化，比如从现代化建筑、到西洋风建筑，最后到某种酷似大正时期的破败联排，这些联排周围还会出现各式各样纹身的、手指残缺的黑道，这些黑道份子和涩谷、港区、千代田的黑道不一样，它们不会对游客产生友好的情绪，他们会问你为什么闯入我的地盘。由此，会带来一个结果：东京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和高端的白领阶层维持体制运转，但是东京却不欢迎这样的人。

  松田道之规划的斜向大道如同手术刀，将江户城下町有肌理的切割为阶级隔离的标本。以JR山手线为DNA链，西侧港区-涩谷的螺旋区承载着全球第四大股市市值，东侧足立-葛饰的线粒体区则负责代谢城市废弃物。这种空间异化在泡沫经济期达到巅峰：六本木的直升机坪与涩谷日雇劳动者街仅隔两公里却分属平行时空。更吊诡的是，黑道组织承担了空间缝合者的角色——指定暴力团在千代田区维护政治献金渠道，在足立区经营垃圾处理特许权，用暴力维持着折叠城市的微妙平衡。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昭和末年的文艺作品，都会评价东京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城市。绝大多数生活在的东京的人，基本都是政府咨询行业、和政府相关的公务员行业、巨型企业顾问，这些雇员以及从事相关服务的人，比如律师，只要他不围绕自己的公司、单位、部门生活，这些人基本上都会选择回自己的老家，或者北上宇都宫、仙台、长野，南下静冈、名古屋、乃至更远的福冈，很少有人会留在东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东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因为它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大，没有人会选择在东京干一辈子。此外，东京作为一个表面上非常安全，实际上阶级矛盾、人口矛盾非常厉害的地方，这里的警察部门非常高效，以致于可以控制住社会上大多数人表达出自己的仇富意见，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绝大多数在这里工作的公务员、律师、CEO、咨询行业从业者会产生一种他们自己或许都意识不到的心理倾向，那就是“捞一笔块钱就跑”。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旧大陆的首都无论是巴黎、伦敦、还是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地方，都代表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巴黎人”、“伦敦人”便可以拥有某种身份上的荣耀，毕竟这会带来这个地方的“户口”，或者说某种被这个地方接纳的身份，使其成为一个人奋斗的标志，进而让带有这样殊荣的人产生围绕他的盘根错节的各种力量。

  但东京并非如此，战后的重建以及美国文化带来的冲击，使得东京变成了某种严肃、整洁、松弛但是压抑的代名词，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越雷池一步”，从自己生活的地方向其他地方接触。如果某个人被任命到了外务省，他可能会在东京工作两三年，然后就会被外派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如果某个人被复兴厅任用了，那么他就有可能在一两年后被扔到札幌、高知、或者鹿儿岛这样的地方处理台风问题。如果一个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他一年的收入一年也就800万日元，而这并不足以支撑这样身份的人的生活开支，因此这些人会选择干个两三年积攒人脉，然后辞职开咨询公司或者律师事务所，在各个市、町、村开展业务。

  这样的现象带来的结果，便是日本的行政体系，其实并不是由一群深谋远虑、精通流程的资深公务员组成，而是个别精通流程的人，带着一大批“捞一笔就跑”的人组成。在这样的组织内部，权力结构分化并不明显，反而和外部的利益勾结非常强，这也是为什么总说日本政治会被财阀和巨型企业控制，毕竟这些政府雇员总会被高薪工作和财阀带来的机遇所诱惑，同时，这些人非常注重积攒人脉和利用手里的资源，以让自己工作两三年即可变现满足一辈子生活的收入。

  由此可见麦克阿瑟的太平洋司令部在东京都市圈植入的不仅是宪法第九条，更是一种权力寄生机制。传统权力中枢被系统性肢解后，取而代之的是由30万政府雇员构成的“公务员利维坦”。这些西装革履的弗兰肯斯坦们，将政策制定异化为任期赌博——外务省官僚计算着三年后转任商社顾问的期权价值，经济产业省官员在起草产业政策时已预判未来担任规制企业独立董事的可能。这种制度性短视造就了独特的“任期经济”：每个五年计划实质是权力者的职业规划书，东京塔的阴影里藏着无数等待变现的人脉存折。

  许多日本地方上的上班族们，经常会在网络上发帖抱怨，说自己是某个地方干了老本行很久的小职员，突然有一天从东京跑过来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人蹿到了自己头上，做市场、销售或者政府咨询业务。这便是东京控制整个日本的，非常合理，却又非常诡异的方式，这使得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政府部门产生了一个既专业、却又非常短视，既愿意自己捞钱、却又不愿意在捞钱这件事情上精进技艺的群体，这个群体带来的氛围又构成了如今的日本奥术师协会。

  对于绝大多数奥术师来说，他们无法完整的体会到东京所带来的折叠感，他们看不到公共卫生间里废弃的针头，看不到被奥能成瘾依赖症折磨的瘾君子，看不到灰色世界里黑道的火并；绝大多数人看到的东京，只是《官僚们的夏天》中冷静的、不近人情的、看起来非常理性的东京，但其背后是某种充斥着压抑和捞一笔就跑的短视，所带来的东京。而这也构成了泡沫经济后，整个日本，或者说整个世界需要面对的一个共同利益团体，正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将所有人推向了千禧年后的21世纪。

  想到这里，德川信义又思考起了下田寺的话，以及那位“老师”的话，自己作为德川家的家主候选人，在这样“安全”的环境中，信义对东京的理解往往是通过各类精英、各种游说集团以及家族骨干的渠道获得；可方欣楠和华北组、萩原千夏和川崎美步这样的奥能成瘾依赖症群体，使得自己的这些渠道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东京的过客，自己通过这些渠道了解的只是管中窥豹的一面，即所谓光鲜亮丽的那一面，而东京绝大多数意义上的原住民却往往处于社会底层。

  “奥能成瘾依赖症”群体，恰似弗兰肯斯坦怪物在当代的变体。这些游荡在灰色地带的亡灵，既是高度现代化东京的排泄物，又是维持系统运行的暗物质。就像怪物需要维克多制造女性伴侣，东京的“无敌的人”依赖政府救济法案的幻觉生存。废止符纸管制条例的立法僵局，暴露了公务员利维坦的终极困境：当规制对象变成自己制造的怪物时，任何政策调整都意味着承认系统性失败。涩谷十字路口的百万人流中，每个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可能身上都携带着华北组走私来的符纸，维系着东京这座巨型弗兰肯斯坦的最后理智。

  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视角中，方欣楠、萩原千夏、川崎美步乃至于川崎良平、韩宏伟这样的人，反而会对东京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更丰富的视角，但他们的阶级和他们的见识却又决定了这些视角难以流入外界。可能只有在某天出现了某种严重的社会治安事件，彻底挑动了东京底层市民的情绪时，世界上的人才能看到东京最真实的一面，哪怕是这样，也不过是惊鸿一瞥，精英视角所扮演的往往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视角，二者对于绝大多数人就足够了。

  于是乎网上有人说，在电视剧《官僚们的夏天》中的男主风越信吾，作为“本土派”的官僚，之所以能够和美国人博弈，促进了日本战后的产业复兴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愿意帮小贩推车、经常去底层人光顾的大排档。

  素来有写小说爱好的德川信义非常理解这样的美学表达，这种人物形象的刻画，表达的其实是真正能够掌控日本的心思深沉、富有理想主义、某种美国人最害怕的日本独裁者形象，必须是要接地气的，而接地气这种事情首先得从接东京的地气开始。可是无论是现在国会的日本自民党、民主党还是掌控日本奥术师协会的八大家，都是不接地气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废止符纸管制条例、救济奥能成瘾依赖症这样百利而无一害的法案拖了五年都没法通过的原因。这也是“弗兰肯斯坦”与东京之间某种微妙的关系，可以说，在信义看来，现在的东京更像是一块U型磁铁，拥有相斥的两极却又互为一体，以某种所有人都无法察觉的方式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东京的城市发展史完美诠释了《弗兰肯斯坦》的核心命题——创造物对造物主的反噬。德川幕府时代填海造陆的原始冲动，明治时期对欧洲城市蓝图的拙劣模仿，战后美国主导的现代化改造，每一次人为干预都试图重塑城市肌理，却催生出更复杂的畸形状态。如同维克多用尸体拼凑生命体，东京的规划者们用填海造出的土地、强行移植的放射状路网、泡沫时代的玻璃幕墙大厦，堆砌出一个没有灵魂的巨兽。这座城市在江户时代抵御倒幕派的军事要塞基因，至今仍在千代田区的环岛路网和警视厅管辖边界的“芭蕉叶”安全区中显形。

  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自己已经回到了德川公馆，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他打算用钥匙开门，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自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而是应该打电话给方欣楠，请求她想办法帮自己在涩谷办事处周围找个能住人的地方，一来是住那里能提高两人面对面沟通的频率，促进某些事情的发展；二来是，他开始思考自己需要需要这样的“接地气”。

  “哟，信义？你干嘛去了？”进入公馆后，迎面而来的是德川山卉，有些时候信义甚至会忘记自己有这么一个爹，毕竟他不在家的频率非常高，不是在立法会和其他人吵架，就是在和美国人打交道。

  “出门转了转……”

  信义顿了顿。

  ——爸爸，我想知道，德川重工真的有在雇佣奥能敏感者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么？

  “你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可是，他最终还是没有问出这句话，或者说，他说出口了，但声音和蚊子在耳边打雷一样，被对方当成了某种碎碎念。

  “不，没什么。”

  仔细想想，自己的确不是什么当家主的料，索性采取鸵鸟政策好了，人类的所有恐惧来源于未知，那假如自己看不到那个未知，是否就代表不会对任何事物产生恐惧了呢？信义不清楚，他只是快步躲开山卉的目光，走进自己的房间，从柜子里翻出一个背包，胡乱的往里面塞东西。

  哦对了，还有魔能少女的手办，这东西也得带上。